投资福州

　　据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研究报告，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

　　2015年，在美国低成本地区生产已经变得和在中国生产 一样经济划算。

　　更令人震惊的是，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为何变得这么高？以下是一位熟悉中美制造业的浙江老板给出的成本对比分析。

　　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是同行中最早开拓海外市场的企业，一直位居国内同行出口的前二位。

　　目前，公司占地7.9万平方米，500名员工，5条自动化生产线，年产10万吨。

　　去年，“江南化纤”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投资办厂，成为首家在美国建立再生聚酯短纤维制造工厂的中国企业，一期计划投资2500万美元，二期计划投资2000万美元。

　　“江南化纤”反映，去美国投资办厂，主要原因是国内综合成本连年攀升，颇感吃力。“江南化纤”测算比较了创办相同规模企业的中美成本，并提供了部分成本构成对比表。

　　1、土地成本：中国是美国的9倍

　　国内地价是美国地价的9倍，并且 美国是永久性产权，我们是50年产权 。

　　例如，2000年浙江省慈溪市工业用地价格是18万元/亩，目前美国地价仅为2万美元/英亩，相当于2万元人民币/亩，如果按照现在许多县城工业用地100万元/亩算，是美国的50倍。

　　2、物流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

　　国内物流成本是美国物流成本的2倍。

　　以油价为例，中国的油价是美国的2倍，油价高，物流成本也就高。何况中国还有全世界少有的过路费、过桥费，物流成本能不高么？

　　而美国的物流成本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库存费用，二是运输费用，三是管理费用。

　　比较近20年来的变化可以看出，运输成本在GDP中比例大体保持不变，而导致美国物流总成本比例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库存费用的降低。

　　3、银行借款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4倍

　　最便宜的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是美国成本年利率2.5%的2.4倍。按每吨7000元人民币或美国1100美元资金、4个月一周转，国内借款成本年利率6%和美国成本年利率2.5%分别计算公司运营资金财务成本:

　　国内是7000元*4*0.06/12=140元、折合22.58美元。

　　美国是1100美元*4*0.025/12=9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1.5倍。

　　这还是正常的银行借款，如果资金来自年利率超过10%的银行理财产品、年利率15%的私募基金、甚至是年利率20%的民间高利贷、企业不堪重负。

　　4、电力/天然气成本：中国是美国的2倍以上

　　国内能源成本是美国能源成本的2倍以上。

　　美国除开 夏威夷 的电价特别贵外( 海岛 地区没办法)，其他州的电价都不贵，以德州为例，其电价折合人民币才2毛钱。

　　由于我国对电力、天然气直接定价的原因，企业用电用气用油价格居高不下。

　　按国内每吨耗电450度、电价0.76元/度计算，单位生产成本342元，折合55.16美元。美国设备自动化程度较高，单位用电量相应增加10%，每吨至500度，按照电价0.05美元/度计算，单位生产成本25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1.2倍。

　　5、蒸汽成本：中国是美国的1.1倍

　　还有蒸汽部分，国内用热电厂蒸汽，按每吨消耗蒸汽1.6吨、单价190元/吨计算，单位生产成本304元，折合49.0.美元，美国用天然气锅炉自制蒸汽，按天然气价格为0.48美元/therm、单价14.52美元/吨计算，单位生产成本23.23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1.1倍。

　　6、配件成本：中国是美国的3.2倍

　　国内配件成本是美国配件成本的3.2倍。

　　国内设备性能略差，工人操作习惯不良，每吨单位配件成本约100元，折合16.13美元，而美国生产线设备性能较好，工人操作习惯好，每吨单位配件成本5美元，国内比美国高出3.2倍。

　　7、税收成本：美国税收优惠力度大

　　在中国，各种税收不断，把企业压得喘不过气。

　　广州一家物流公司，运送一批货物到海南，总收入为1.9万元，但利润仅有216元，其中上税需要1260元。

　　而美国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业，常常给予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比如房产税 优惠30年内有效，如果公司达产，30年内将给予3000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8、清关成本：美国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

　　在美国投资办厂无需支付进出口清关成本。

　　国内企业原料均进口，假设进品环节费用不含内陆运费、关税、增值税、仅各类手续成本约为35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175元/吨，折合22.58美元/吨。

　　国内企业成品出口，假设出口环节费用不含陆运费，仅各类手续成本约为1600元/柜，每柜按20吨装计，则为80元/吨，折合12.9美元/吨。如果加上运费等，成本还要大幅增加。

　　9、人工成本：中国成本优势趋弱

　　尽管美国劳动力成本是国内劳动力成本的2.57倍，但美国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国内两条月总产量为4500吨的生产线用工250人，美国设备改进，同产能两条生产线才用工180人。

　　按照目前国内工人工资上涨趋势，如考虑国内5年工资再翻倍、10年工资翻两番计算，那么中国在人工成本上也占不到任何优势了。

　　10、折旧成本：美国是中国的1.7倍

　　美国折旧成本是国内折旧成本的1.7倍。同产能设备及土地厂房，国内生产线投资9000万元人民币、美国生产线投资2500万美元、按15年折旧年产50000吨计分别计算吨折旧成本:

　　国内9000万/15年/50000吨/年=120元/吨，折合19.35美元/吨。

　　美国是2500万美元/15年/50000吨/年=33美元/吨，高出国内1.7倍。

　　11、厂房建设成本：美国是中国的4倍

　　美国厂房建设成本是国内的4倍，但十年以上二手厂房价格根据年限则是新厂房的1/8-1/2，而且普遍性能良好。

　　综合以几点来看，随着国内环境成本，人工成本等持续攀升，中国制造成本已经和美国制造成本相当，在一些行业将会超过美国制造成本。

　　“江南化纤”是个案，但国内制造成本的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制造已经“未强先高”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警觉，想方设法降低制造成本，努力提升“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近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的说法引发了有关“死亡税率”的热议。不同口径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税收成本超过45%，加入各类行政性收费和政府基金后的综合税负成本超过60%，大幅高于美国制造业企业38.92%的税收成本和44%的综合税负成本。

　　一、中美制造业企业税负成本和税负感受差距明显

　　1、以企业税、流转税为主的税制是造成我国制造业企业税负成本较高的重要因素。

　　第一，我国税收以企业税为主，美国税收以个人税为主。2015年度，我国税收有21.7%来自企业所得税，15.5%来自营业税，24.9%来自国内增值税；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承担了我国62.1%的税收（三项合计），即使能够及时、顺利地完成全部进项税额抵扣，也需承担全国37.2%的税收（所得税与营业税合计）。同一年度，企业所得税仅占美国各级政府全部税收的15.3%，且美国政府并不征收营业税和增值税。

　　第二，“营改增”试点全面铺开后，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特点更加突出。这一改革总体上有利于降低我国企业税负。但与服务业企业相比，制造业企业税改前一般不缴纳营业税，税改后普遍适用13%-17%较高增值税税率，且有些生产环节难以实现销项税全额抵扣，因此可能面临税负不变甚至上升的局面。以生产汽车玻璃的福耀玻璃为例，因汽车挂牌需要发票，该公司很少取得不开票收入，基本全额缴纳销项税；同时因主要原材料为石灰石和沙土，该公司却难以取得增值税票，无法全额抵扣进项稅。有国内学者结合自身调研体会，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代缴的增值税实际约有1/3无法转移，即相当于营业收入4%-6%的代缴增值税实际上沉淀为制造业企业税负。

　　2、在制造业税前利润率普遍低于15%的现实条件下，我国一般制造业企业的税收成本远超美国企业。

　　由于中美税制（是否存在增值税）差异，简单加总比较中美两国企业的名义税率并无意义，将主要税收折算为企业所得税实际才更具可比性和说明性。估算表明，不考虑税收优惠政策，我国规上制造业企业若要保证税收负担与美国同等企业的所得税负持平，税前利润率不能低于25%。OECD统计数据表明，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为32.89%，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为6.04%，合计38.92%。按照所得税率25%、实际承担增值税率4%的标准计算，我国制造业企业税前利润率达到26.72%时，实际承担的所得税与增值税恰等于美国企业所得税水平（见表1）。工信部部长苗圩2015年在《求是》刊文表示，我国工业行业平均销售收入利润率长期徘徊在6%-7%；而笔者的调研经验反映，当前绩效较好的制造业企业税前利润率多落入10%-15%区间。依此标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折算后企业所得税为49.80%（利润率15%）至78.14%（利润率7%），较美国企业所得税高出28%至100%。

　　3、多项税收优惠政策改善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税收环境，但与美国制造业享受的税收优惠相比并无优势。

　　近年来，我国陆续推出了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征收所得税、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免征范围、“营改增”扩围转型和全面试点等税改举措，缓解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原本更高的税收压力。但横向比较显示，美国的类似税收优惠既不少见，力度也不遑多让。

　　在联邦政府层次上，美国国会税收联合委员会在《2014-2018财年联邦税收优惠估算报告》中表示，2016-2025年联邦政府将通过允许加速设备折旧减征2280亿美元企业所得税；同时，允许开展符合条件的境内生产制造活动的企业在应税所得中扣减该生产活动应税所得的9%，从而减征1460亿美元企业所得税。仅此二项相加，美国联邦政府未来十年平均每年将减征374亿美元企业所得税，占2015年联邦政府企业所得税（3438亿美元）的10.9%。

　　在州政府层次上，非盈利研究机构税务基金会发布的《2017年各州商业税景气指数》报告详细总结了美国各州税收政策动向，发现不少州政府将减收企业所得税。2015-2016年，怀俄明州、内华达州、南达科他州等六个州继续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在征收该税的各州中，北卡罗纳莱纳州税率从5%降至全美最低的4%，新墨西哥州税率从6.9%降至6.6%（2018年将降至5.9%），纽约州税率从7.1%降至6.5%，亚利桑那州税率从6.0%降至5.5%。

　　4、税收法制化程度不足、税外收费过多是我国制造业企业整体税负感受不佳的根本原因。

　　第一，缓慢的企业税收法制化进程增加了我国制造业企业通过税收筹划降低税负成本的难度。美国主要企业税种征收均有法律依据，国会亦非常注重将合理的税收优惠措施转为正式法条。2015年12月，美国国会出台《2015年保护美国人不受税务侵袭法案》，将部分即将过期的加速固定资产折旧政策确立为永久税则，通过立法结束了美国各界有关哪些资产应加速折旧的争论。

　　与此相比，目前我国仅有《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车船税法》三部与企业税收有关的法律，包括增值税在内的其余所有企业相关税种都是根据《暂行条例》征收。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优惠措施已实施多年，但仍以国家税务局公告的形式存在。在此情况下，各地税务局的许多认定彼此冲突，某些经济事实无法被明确划分为合理避税或非法逃税手段，既使我国企业难以依法开展税收筹划，又加大了税务部门的寻租空间。

　　第二，众多行政性收费和政府基金推高了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税负成本。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清费正税改革，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南水北调基金等金额较大的政府基金始终存在，某些审批过程与款项用途非常不透明的行业专属税费也并未停征。与此相比，美国各州与地方政府2016年虽也征收了4676亿美元行政性收费（联邦政府不征收），但项目清晰透明，多数面向个人，分摊到制造业部门的成本并不高。据世界银行测算，2016年美国企业“总税率”（纳税总额和所有政府收费占企业利润的比例）为44%，高出实际所得税率5个百分点（即美国企业承担的行政性收费仅占税前利润的5%）；中国企业“总税率”则高达68%（见表2），远超实际所得税率。

　　二、新形势下改善我国制造业企业税负成本和税负感受的政策建议

　　1、积极推进提高所得税比重、降低增值税税率和比重结构性税制改革。

　　前文的计算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实际税率高于美国企业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在现行税制下，企业代缴而未能转嫁的增值税实际税率较高。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个人“非税制”思想仍然极大影响着我国税制，约90%的宏观税负都由企业承担。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逐步提高直接税收入比重”明确作为税制改革目标之一，为改善我国制造业税收成本过高问题提供了直接适用的指导思路。就直接税而言，在短期内难以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的情况下，可试点企业所得税分类累进税率，提高部分高利润率行业或垄断行业的所得税率以保证企业所得税税收总额，为减轻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率较低行业企业所得税负担腾出空间。就间接税而言，“营改增”全面试点改善了间接税税制，但制造业企业天然存在着在产品销售完成前代缴增值税无法转移的普遍问题，不少制造业企业（如资源类企业和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原材料的制造业企业）还面临着大量代缴增值税难以实现进项税抵扣的严重问题。对此，首先应进一步规范增值税抵扣，帮助切实履行缴税义务的制造业企业有效转移已缴增值税，减少增值税沉淀在生产制造环节的比重。

　　更重要的是，应从根本上简并、降低现行增值税税率。在当前制造业企业税前利润率普遍跌至15%以下的新形势下，建议考虑将制造业相关增值税率合并调整到6%-10%之间。这是因为，若制造业实际承担的增值税比例保持不变，不考虑税收优惠，一般制造业企业的税收成本要与美国企业相当，承担的实际增值税率不应超过2.2%，即名义增值税率不应超过6.6%（见表3）。

　　2、在确保政府收入稳定的前提下，提高对制造业企业以及特定生产制造活动与研发活动的税收优惠力度。

　　在基本税制之外，我国制造业企业实际税率高于美国企业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放大了代缴增值税对企业实际税负的负面影响。要解决保证政府收入与降低制造业企业实际税收负担之间的潜在矛盾，首先应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规模和支出需求过快膨胀。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政府都具有较明显的“大政府”特点，整体税负水平必然高于“小政府”国家。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05年至2016年间，在全球企业“总税率”由52.19%一路降至40.55%的同时，中美均属于“总税率”不断增加的少数国家。不过，美国企业“总税率”十年间只增加了16.7%，而同期中国企业“总税率”则增加了22.5%，这显然与中国政府支出快速增加的现状密切相关。

　　其次，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的新形势下，为增加本国制造业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我国有大幅增加制造业税收优惠的必要性。在“制造业复兴”战略下，美国各级政府直接调低企业所得税率已成大势所趋；随着特朗普上台后制造业复兴计划的推行，中美之间制造业税制竞争将更加激烈。为防止中美制造业企业之间的税负差距继续拉大，我国应及时提高制造业税收优惠力度，除切实执行《所得税法》及相关文件有关减免企业所得税和降低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率的已有规定外，还应特别加大对研发投入、设备升级改造、企业转型升级、先进制造活动等制造相关特殊活动和生产制造特殊的环节的税收优惠，促进制造业利润率提升，涵养扩大企业所得税税基。

　　3、大力推进清费正税改革，大力推进税收和征税法制化进程。

　　据网易数读的不完全统计，2014年我国共有各级政府基金收费项目500多项，但被纳入预算管理、有名目可查的基金仅40多项，其余基金的去向无从知晓。各项行政性收费与政府基金征收依据、征收过程与使用取向缺乏透明度，不仅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实际税负成本，而且加重了税负数值与税负成本相去甚远的恶劣税负感受。对此，我国应加大清费立税力度，可考虑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有法可依的税收项目，将某些收费项目适当并入税改方案统筹实施，同时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中通过费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保证地方政府财源稳固，降低各级政府因收入不足而自行增加地方性企业收费项目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应特别重视提高征税过程法制化水平，减少地方税务局操作不规范造成的企业税收负担。根据笔者的调研经验，当前我国各地税务部门“以支定收”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某审计公司曾发现一家亏损800万的公司并无特殊调整事项，当年却缴纳了40余万所得税；原因就在于该地国税部门自行规定，净利润率较高的企业按照利润总额缴纳所得税，净利润率不足5%的企业则统一按照5%的比例计算应税利润。如果不能极大扭转这一局面，我国制造业企业统筹税负成本的能力还将继续因税收法制不健全和政府部门寻租行为遭受侵害。